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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二百四十五章 薪裁所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（第3页）

「申时行又又又挨骂了。」朱翊钧翻看着奏疏，叹了口气，申时行这个首辅是真的难，又被骂成了申贼，这次挨骂的理由也很简单，反腐抓贪。

张居正在的时候，贪官污吏没几个，轮到你申时行做首辅了，贪官污吏一窝又一窝，抓都抓不完，显然，御史言官认为，申时行乾的太差了，大家都不怕他，所以才会有这麽多窝案。

这里面有一个贪官越多，贪官越少的悖论。

贪官越抓越多，不停的抓，往往这个时候，才是朝廷最清廉的时候，因为那代表出清的机制在正常运转，贪官还在被清理，反腐抓贪的力度越大，贪官就越少。

而且大明在快速发展，发展快的时候能够解决很多问题，同样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。

比如，松江府的知府手里的权力，比过往大了数十倍不止，以前松江知府只能管五十万丁口，胡峻德现在要管四百五十万丁口，以前松江府一年财税才一百余万银，现在光市舶司抽分，一年就超过了三百万银。

权力增大，但监管力量、手段，没有相应的提升，导致了贪腐现象泛化。

大明在快速发展，权力异化导致贪腐，贪腐规模在扩大，涉及人数也在变多。

以前是没的贪，一个知县，刮地三尺一年能有个几千两银子，现在沿海地区一个知县，不刻意伸手，也能弄不少银子了。

御史言官看到的场面，就是贪官越抓越多，这就是申时行无能，而且御史言官怀疑申时行在党同伐异，反腐抓贪是假旗，排除异己才是真相。

御史言官也确实不是诬告，因为百官确实不害怕申时行，申时行总想着所有人周全，他这个端水的样子，百官确实不怕他。

「首辅的性子，还是太好了些。」李佑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，申时行端水，每次都把自己弄得很狼狈。

「阅。」朱翊钧写了一个字，下章到内阁，其实就是给申时行看看，让多少改改这个性子，端水都吃了多少次亏了，还是不改。

申时行代表内阁上了一本奏疏，认可了戚继光的建议，不刊登邸报，不广而告之，而是把供养比作为决策的参考值，内阁大臣们的理由和戚继光的略有不同。

大臣们的意见是：百姓，尤其是穷民苦力们已经很累了，不要再折腾他们了，将政治上的斗争波及到穷民苦力身上，是一种不德的行为，穷民苦力要为了生计终日奔波不休，在陷入巨大政治波动中，是一种伤害。

过分追求切割、划分的精准，就是伤害，更是对朝廷以民为本国策的背离。

高攀龙是典型的激进派，而阁臣们普遍保守，自然要批评这种激进的行为，什麽时候完成了丁亥学制，完成了普及教育，再推动这种划分不迟。

朱翊钧对申时行的意见相当看重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写了长长的一段朱批，写了他的看法，皇帝认为，薪裁所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。

比如在劳动契书签订过程中，五年以上工龄的匠人，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应能养得起一家四口，最好供养比能接近10，也就是达到中人之家的水平。

一个熟练匠人，连一家四口都养活不了，什麽狗屁的五间大瓦房，也都是空中楼阁。

这就是在分配侧做文章。

皇帝没有马上做出决策，而是询问申时行这个前巡抚，他这个想法是否可行，是否有可执行的现实基础。

半个时辰後，申时行到通和宫求见，他和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，大明现在处处都要人，日後也缺人，而将熟练匠人的供养比提高到4以上，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好大喜功，具备可执行的基础。

申时行交了一本帐给皇帝，才说道：「以松江府为例，一家四口，一年所费不过十二银，但这是指衣食所需，如果算上住房、孩子就学等等问题，一年最起码要二十银。」

「立裕棉坊，是孙克弘投献民坊改官厂，而一个五年以上的熟练匠人，一年二百五十天上工，创造的利润在八十银了，如果是那种眼快手勤的匠人，大约在百银以上。」

「大明共有官厂七十二座，算上开工银等，熟练匠人的劳动报酬为二十八银。」

「而松江府熟练匠人的劳动报酬，普遍不足十五银，也就是说，民坊的分配，是按着最低生存所需分配的，就是刚刚好够四人之家的衣食所需制定的报酬。」

大明官厂和民坊的分配原则并不相同，官厂的分配原则，因为匠人大会、工盟的存在，每年的帐册都要公开，详细罗列成本几何、利润几何、住坐工匠民舍、育宏班、匠人学堂等等支出，计工分配。

民坊分配则是按照最低生存所需制定劳动报酬，分配原则不同，导致了劳动报酬的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