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你的结论是,最终会妥协。”
“大概率会。但妥协的形式很重要。”李乐说道,“三种可能。一,李鹤洙副会长顶罪,判个两三年,缓刑执行。您和大舅哥专务接受巨额罚款,但免于刑责。这是最佳结局。”
“二,李鹤洙会长会进去,您本人被起诉,但判得很轻,比如一年半载,缓刑。同时您宣布退休,交给大舅哥接班。这是次优选项。”
“三,最坏的情况,您和大舅哥都被判实刑。但即便如此,也会很快被特赦。就像鸿运带的郑孟宪,判三年,关了一年就特赦出狱。为什么?因为彼此需要,这是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,谁也离不开谁。”
李乐笑了笑,“因为他自己也陷在同一个系统里。他需要投资来拉动经济,需要媒体来把控舆论,需要资金来维系权力。”
“他是在走钢丝,一边要表演打土豪分田地给民众看,一边又要和土豪们勾肩搭背维持统治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调查雷声大雨点小,为什么检方看似气势汹汹,实际上处处留有余地。”
“他们在等我出价。”李建熙淡淡道。
“对。这不是调查,是谈判。检方手里的牌是起诉您,让您身败名裂。您手里的牌是三松的经济影响力,是几十万员工的饭碗,是百分之二十的出口。这是一场赌博,赌的是谁先眨眼。”
李乐手一摊,“而您的应对,在告诉对方:要动我可以,但请准备好承受代价。这个代价可能是经济动荡,可能是股市暴跌,可能是国际信用评级下调,甚至可能是被拉下台。所以最终会妥协。”
“草台班子虽然破,但搭了这么多年,梁柱都锈在一起了,真要拆,得连房子一起塌。谁都不敢,最多就是敲敲打打,换几块木板,重新刷层漆,然后告诉观众,看,我们修好了。”
“但被敲打的那块木板,会很疼。”李建熙说。
“疼,但不会死。”
这话说得直白,甚至有些残忍。
李建熙的手抓在膝盖上,用着力。
“所以你的结论是,”他缓缓说,“这个系统烂透了,但我们都得继续在里头演戏。因为拆了戏台,所有人都没饭吃。”
“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”李乐苦笑,“这个系统之所以能维持,不仅仅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维护,更是因为大多数人的默许,甚至是共谋。”
“共谋?”
“对。”李乐点头。
李建熙笑了,只不过笑声干涩,“你倒是很懂这套。”
“不懂,我是胡扯八道。”
“那能不能给个建议?”
“抓住情与理的平衡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情是人情,是面子,是家族纽带。理是法律,是规则,是现代化,就这么点儿地方,在这两者之间撕扯了半个世纪,到现在也没扯清楚。所以每次出事,都是在情有可原和法理难容之间找平衡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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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乐看向李建熙,“您这次要找的,就是这个平衡点。太讲情,民众不答应。太讲理,系统运转不下去。所以得找一个中间地带,既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,又不伤及体系的根本。这个度,就是您要拿捏的。”
李建熙长长吐出一口气。他重新取出一支烟,但没有点,只是夹在指间转动。
“你刚才说的那些应对之法,”他说,“基本都说中了。鹤洙、玄成、仁勇,他们商量了一下午,就是这些路数。拖时间,找替罪羊,利益交换,舆论引导……几十年了,都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“因为这套路数管用。”李乐说,“直到它不管用为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