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头条例密密麻麻,写十分详尽,显然是经过反覆斟酌。
在这封采编条例里,江瀚明确划定了报刊的内容准则与审核红线:
由於是官报,所以大汉月报的头版,必须刊载朝廷颁布的政令、诏书、新规等,用以通晓天下。
其次便是鼓励刊载关於算学、格物、农事、水利等实用学说的文章;士民百姓有冤屈建言,也可以投稿。
凡是有鼓吹聚众、颠覆谋逆、分裂社稷的言论,一律不准发布,且要追责撰稿人。
诋毁朝廷既定国策的言论,比如诋毁均田、清丈、释奴等新政的文章也不能刊发;
但同时也允许民间,针对新政具体执行中出现的问题,提出建议与质疑,比如某县某地出现清丈不公、或者释奴滞後等具体情形。
此外,凡是没有真凭实据攻击朝廷命官的文章,也被禁止刊发;否贼便以诬告攀扯定罪,按律反坐。
至於涉及谶纬、符命、巫蛊等怪力乱神之说,则是一律禁绝;涉及边防、军机、密旨等机密内容,也不登报。
条目繁多,面面俱到,江瀚几乎是把能想到的都列了进去。
至於其他细节,也只能在日後推行的过程中再行补充了。
其实从心底而言,江瀚并不认同彻底封禁民间报业的粗暴管控方式。
要是换做历朝历代其他封建帝王,面对此起彼伏的民间舆论、与自发兴起的民间报刊,最稳妥的统治手段便是一刀切;
封禁所有民间报业,只保留朝廷独家官报。
如此一来,天下士民便只能听朝廷一家之言;同时发卖全国的巨大利润,也能尽数归入国库,可谓一石二鸟。
但这不是江瀚想要的。
有句话说好:
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,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刺耳;
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,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;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,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。
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,那麽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。
堵不如疏。
一味的压制只会让不满在暗处发酵,最後酿成不可收拾的後果。
不如打开一个口子,让民间的声音以传播;只要在规则之内,哪怕骂几句朝廷、挑点毛病,也翻不了天。
而除此之外,江瀚也极为看重报纸行业背後庞大的民生与商业价值。
报业绝非只是单纯的舆论工具,如果健康发展下去,日後势必会成长为一个深刻影响世界的庞大产业与社会力量。
从商业角度看,这份纸面上的营生,能养活的远不止几个报童、十来个雕版匠人。
它可以从上游直接拉动造纸、制墨、活字铸字、雕版刻书、印刷器械制造一众手工业蓬勃发展;下游联动驿传物流、街头零售、书铺分销等各行各业。
整条产业链环环相扣,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雇工人力,久而久之,便能吸纳大量劳动力,稳定民生根基。
而从舆论角度出发,报刊也能起到监督地方吏治,揭露腐败、引导风气的作用,是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江瀚的设想是,最好能形成一个「官督民办」的模式——
由朝廷提前划定红线,让民间也能参与到这个行当中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