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什么地方。”
“你所在班级。”
格里芬手指夹住窗帘的边缘,轻轻一捏。
“哈里斯,你是认真的。”
“格里芬,我今年已经过了八十岁了。”哈里斯说,“你认为我这样的年纪还会跟您开玩笑吗?”
格里芬在窗户边上站了一会儿。
他跟哈里斯认识已经三十多年了。
这三十多年来,他见过哈里斯跟各种各样的人吵架,跟主编吵架,跟药企吵架,跟自己的学生吵架。
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哈里斯主动认错的时候。
“格里芬,我想要和你说清楚一件事情。”
格里芬对哈里斯说,“来这里的人,可不是做专家的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“你坐在教室里,和我们一起坐在板凳上。前面坐着一位姓白的中医,拄着拐杖,比你小一些,也坐在板凳上听。叶医生讲课的时候不能打断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“并不是说明白了就可以了。”格里芬说,“你那天念的话,这里的人也都看过了视频。来之后,会有不少人不给你好脸色看。”
哈里斯在电话里笑了一下。
“格里芬,我这辈子被人骂的次数比你少吗。”
格里芬也笑了一下,他忽然想到,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其实和自己一样,都是一个人,一生都在与数据做斗争,到八十一岁的时候又要去和自己较量一番了。
“你一个人来的吧?”格里芬问道。
哈里斯那边稍微停顿了一下。
“不是。”
“还有谁呢。”
“这几天我打过几个电话。”
哈里斯说,“卡尔森,他是做妇产的,你认识。还有维斯曼,他是做神经介入的。还有一个叫汉娜的,她是小儿血液科的,前几年获得过一个国际奖,你应该不认识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