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子在京都的夜色中疾驰,像一颗沉默的子弹。
李爱民坐在后座,车窗外的流光溢彩从他的脸上一一掠过,他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的手攥成拳头,放在膝盖上,指节白得发亮。眼泪从眼角滑下来,流过鼻翼,流进嘴角,咸涩的,像这几十年来从未尝过的味道。他没有擦,甚至没有动。他就那样坐着,任泪水肆意流淌。
副驾驶座上,秘书小张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他一眼,心里翻涌着惊涛骇浪。他跟了李爱民这么多年,见过他在会议上拍桌子骂人,见过他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,见过他在压力面前纹丝不动。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领导流泪。那是什么样的消息,能让一个从不在人前示弱的铁汉子,在车里哭成这样?他张了张嘴,想问,又咽了回去。不该问的别问,这是他做秘书的第一条准则。
车子在戒备森严的四合院门口停下。门楼上的灯光昏黄而温暖,照在朱红色的大门上,像一双沉默的眼睛。
李爱民没有等秘书下车开门。他自己推开车门,几乎是跳下来的,踉跄了一步,稳住身形,大步朝门里跑去。他的步伐很快,快得像是在逃命。经过执勤的武警身边时,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点头微笑,没有问“吃了吗”,没有拍着肩膀说“辛苦了”。他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,就那么冲了进去,留下一道匆忙的背影。
两个执勤的武警面面相觑。
“李部长今天这是怎么了?”年轻的那个压低声音问,眼睛里满是疑惑,“怎么看起来如此着急,脸上……好像还有眼泪?”
他从未见过那个温和可亲的领导如此失态。每次下班回来,李爱民都会和他们打招呼,有时甚至会停下来聊几句,问问家里情况,说说天气。从来没有架子,像一个普通的长辈。
年长的那个武警皱了皱眉,目光望向那扇已经关上的门,沉默了片刻,然后低声说:“不该问的别问。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行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静,但握着钢枪的手,不自觉地紧了几分。他也看见了那些眼泪。他比年轻的战友更清楚——能让一个正部级领导哭成那样的,绝不是小事。
院子里,那棵老槐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。李爱民穿过前院,快步走上台阶,推开正厅的门。
门内,灯光温暖。李国华正躺在藤椅上看报,老花镜架在鼻梁上,报纸举得很近。他看得很专注,眉头微微皱着,像是在思考什么国家大事。客厅的老式座钟在墙角滴答滴答地走着,茶几上的紫砂壶还冒着热气,一切都那么平静,那么安详,像一个普通的、安逸的夜晚。
李爱民站在门口,喘息着,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,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,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。
“爱民,你今天是怎么了?”李国华头也没抬,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悦,“怎么风风火火的,成何体统?”
他翻过一页报纸,目光依然停留在上面。几十年的政治素养,让他对“稳重”二字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。无论发生什么事,都要沉着,都要冷静。这是他教给儿子的第一课。
李爱民站在那里,嘴唇哆嗦着,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:“爸……出大事了。明阳出事了。”
报纸从李国华手里滑落,轻飘飘地落在地上。
老人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来,动作快得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人。老花镜歪在鼻梁上,他没有扶,就那么直直地盯着儿子,脸上的沉稳之色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。
“什么?”他的声音急促而沙哑,“明阳怎么了?”
“明阳今天和佳乐去产检的时候……”李爱民的声音在发抖,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,“在医院遭遇了枪击。王兵为了保护他俩,身中两枪。佳乐腹部中了一枪。明阳没事。目前两人都在抢救,情况不明。”
李国华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。
那种沉,不是悲伤,不是愤怒,而是一种比这些都更可怕的东西——是肃杀。像一把尘封多年的刀,在某个深夜被人拔出鞘,露出了冷冽的、足以让任何人胆寒的锋芒。他站在原地,一动不动。身体里那个温和的、慈祥的、整天躺在藤椅上喝茶看报的老人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,是一个从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将军,一个曾经挥斥风遒的统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