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多外企工厂停产,商店关门,侨民们组织起自卫队,配合巡捕在租界内巡逻。
英国商人詹姆斯·霍华德在写给伦敦家人的信中描述道:“上海已经不再是那个东方巴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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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晚的派对和舞会被戒严令取代,外滩的繁华被难民潮淹没。
我们就像坐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豪华邮轮上,祈祷救援早日到来。”
日本侨民则呈现出另一种状态,随着日军推进,许多日本平民迁入虹口日租界,在那里受到军队保护。
一些日本商店重新开业,供应从日本运来的商品。
日本儿童在军队保护的学校里继续上课,仿佛战争与他们无关。
这种对比鲜明的景象使得苏州河两岸成为两个世界的最佳诠释。
北岸是废墟和死亡,南岸是拥挤和焦虑,一边是战场,一边是难民营,一面是日军太阳旗,一面是租界的各国旗帜。
李维舟的连队只剩下十九人还能战斗。
胡大山因重伤被送往租界内的医院,生死未卜。
弹药几乎耗尽,每人只剩下几发子弹和一枚手榴弹。
“连长,师部命令我们再坚持24小时。”传令兵脸上满是泥土和汗水。
李维舟默默点头,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道命令了。
当天下午,日军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。
两个大队的日军在坦克掩护下,向他们的阵地发起冲锋。
“把最后那箱手榴弹搬出来!”李维舟命令道:“瞄准坦克的履带打!”
战斗持续到中午,雾散时分,阵地上只剩下李维舟和五个士兵。
他们被压缩到最后一道防线,一栋半毁的银行大楼。
“弹药还有多少?”李维舟问道。
士兵们检查后报告,步枪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,手榴弹只剩三枚,轻机枪还有半条弹链。
李维舟苦笑一下:“看来这就是最后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