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保是为了大明好,这口铁箱真的派不得,就是地方有司配合,那也不行,因为光是诬告就顶不住。
而且地方有司一定不配合,或者把这口铁箱变成斗争的工具。
皇宫和通和宫就有类似的铁箱,里面最多的就是诬告,宫里好办,宫里是皇帝的家,在家里捕风捉影吊起来打,就解决问题了,可是放眼天下,就是胡闹了。
其实范远山清楚地知道危害,他就认为既然斗,就狠狠的斗,放到明面上斗,把这青天大老爷的皮拔了,让百姓好好瞧瞧,这都是些什么东西。
“光在顺天府放几百个也不行?”朱翊钧认真思索,询问冯保的意见。
“陛下,总不能什么都查吧,万一真的查出点什么来,怎么办?”冯保回答了陛下的问题。
政治要有弹性,就像稽税院稽税,也可以通过有价票证的税票进行讨价还价一样,政治一旦失去弹性,就会直接兵戎相见,这非常要命。
京师更不能放。
“行吧。”朱翊钧没有纠结,但没有恩准陆光祖的奏疏,范远山这尊大神是他自己请的,再难,这条路他也要走下去。
这个政策不合适,是不适合当下大明,不代表以后不适合中国。
万历维新的核心逻辑,还是苦一苦夷人,让肉食者们吃肉,穷民苦力们喝口汤,求的是一个最大共识,这也是鼎革,统治阶级为求自救的自我革新,是在旧的基础和框架上修修补补,这也是阶级论不适合大明的根本原因。
如果维新的核心动能,只能来源于大明本身,那就需要发动万民了。
路线不同,政策就不同,阶级论自然就成为了一个被人嫌弃的学说。
范远山的办法虽然不能用,但范远山讲,天不授人以权,地不假人以利,莫非人予人也,这个观点还是很有用的。
权利和义务,这两个概念,是从公私论中延伸出来的,人的权利并非天授予,而是人授予。
当这个概念一出,很多事情,都变得一目了然了起来,比如朝廷为何要收税、开海为何要和泰西红毛番一样奴隶土着、大明为何要如此苛责倭国等等,都有了结果。
天赋人权,从来都是一个宗教概念、幻想,而人赋人权,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本逻辑。
当然,有些忠诚派,可以将其解读为:大明万民当下所享受的,万历维新带来的所有好处,都是皇帝用自己的名声换来的,所有残暴不仁的恶名,尽归皇帝一人,都是陛下这个人,赋予万民这些人权与利。
“高宗伯最近的话,越来越直白了,也不知道对他是好是坏。”朱翊钧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。
这本奏疏是科道言官弹劾高启愚失仪,最近几次廷议,高启愚的话,越来越直接,这让朝中一些喜欢含蓄的士大夫不喜,弹劾自然接踵而来。
怎么能把话直接说出来呢?
面对弹劾高启愚也上了一本陈情疏,他讲了两个理由,回答了科道言官的质询,既然不是诬告,高启愚自然要明确给出答案。
高启愚是个进士,是个士大夫,他自然有涵养的功夫在身,但他抛弃了所有的涵养,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,活跃在大明的舞台中心。
如此直白的原因有两个。
第一个高启愚认为,大明不够高效,诚然和过去相比,在考成法和吏举法两条皮鞭之下,大明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,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在运转,但远远不够。
含蓄,故意不把话说透、说明,影响了朝廷的高效运作。
在这种普遍含蓄之下,上级的命令无法有效下达,下级需要仔细揣摩上峰的话外之意,大明官吏把精力都浪费到内耗上去了。
上有所好下必甚焉,要改变就要从文华殿上开始改变,文华殿不改变,大明官场就很难做出改变;
其次,高启愚认为,他作为礼部尚书,还作为一名独臣,就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,过于和光同尘,那他高启愚就不是那个独臣了,这是他选择的路,他只能这么做下去。
路上的所有艰难险阻,不过都是些许风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