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如果最终引发金融恐慌,那么作出决定的政府官员,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
“所以救与不救,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”
“这正是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困难。”陆泽说,“它不能无限制地救助所有问题机构,但也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,能够让大型金融机构在不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退出市场。”
周行长想了一会儿。
“照这么看,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,还要看监管和风险处置能力能不能跟上。”
“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如果基础制度不完善,金融产品越复杂,潜在风险就越难控制。”
“但也不能等所有制度都完善以后,再开始发展金融市场。”周行长说,“很多制度本身,就是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。”
“当然。金融创新和制度建设需要同时推进。”
陆泽接着说:
“我的意思是,每发展一种新的金融业务,都应该考虑它可能产生哪些风险,现有的定价机制、信息披露和处置制度,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些风险。”
“如果发现现有制度存在明显不足,就需要先完善相关安排,而不能只顾着扩大业务规模。”
周行长点了点头。
两人讨论到这里,基本已经把各自的想法说清楚了。
财政部长一直在旁边听着。这会儿见周行长没有继续追问,便重新拿起汤勺,喝了口已经不太热的汤。
“陆先生,我发现你今天晚上有个特点。”
“什么特点?”
“你讲了这么多,却始终没有说中国具体应该怎么做。”
陆泽笑了。
“部长,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中国应该怎么做。”
“美国的金融体系,我比较了解。我在这个体系里工作过,也拿自己的钱承担过风险,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,主要问题出在哪里。”
“但我对中国的了解,主要还是来自统计数据和研究报告。”
陆泽继续说道:
“我不了解一个县的财政具体是怎么运作的,也不知道一家国有银行的分行行长每天面临哪些压力。包括一些政策到了地方以后,实际会怎样执行,会遇到什么困难,我都缺少直接经验。”
“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,只根据宏观数据就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提出具体建议,很容易忽略一些重要问题。”
“所以具体应该怎么做,我可不敢随便下结论。”
财政部长看着他,过了几秒,笑着摇了摇头。
“这句话比你前面讲的那些都难听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