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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65章 便饭（五）（第4页）

“还有人口结构。十年以后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、居民储蓄和投资需求，都可能与现在不同。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，国际金融环境当然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。”

“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以后，原来适合中国的政策安排，未必仍然合适。”

“这一点我基本赞成。”周行长说，“金融制度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。但具体怎么改、改到什么程度，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。”

“是。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判断中国今后应该采取哪一种政策组合。特别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情况，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。”

周行长喝了一口茶。

“那你认为，我们现在争论的改革方向问题，应该怎么回答？”

“我觉得，首先不应该把某一种现成的金融制度当成最终目标。”

“比如美国？”

“对。美国有值得学习的经验，也有需要避免的问题。但中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，决定怎样平衡金融稳定、资源配置效率、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市场定价能力。”

“这些目标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。资本流动更加自由，可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，但也会增加汇率和货币政策管理的难度。加强行政管理能够限制某些风险，却也可能影响市场效率。”

“所以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取舍，而且需要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。”

“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基本思路。”周行长说。

“我理解。不过我觉得，两者之间还有一点区别。”

“什么区别？”

“渐进改革通常意味着，已经确定了希望建立的制度，只是不能一步完成，需要逐步推进。”

陆泽解释道：

“但我认为，有些长期目标本身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”

“例如，可以明确提高市场定价能力、完善金融监管、发展直接融资这些基本方向。但资本账户最终开放到什么程度，银行和资本市场分别应该占多大比重，国家应该对金融体系承担多少隐性担保，这些问题未必需要现在就确定一个永久适用的答案。”

周行长考虑了一会儿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改革过程中也需要不断评估原先确定的目标。”

“是。有些改革可以继续推进，有些可能需要暂缓，还有些可能需要改变具体办法。”

“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。”周行长说，“金融改革涉及长期制度建设，如果政策方向频繁变化，市场就很难形成稳定预期。企业和金融机构也需要时间调整经营方式，不可能每过几年就改变一次基本制度。”

“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。”

陆泽想了想。

“我不是主张频繁调整政策，而是认为长期改革目标也应该定期接受实际效果的检验。”

“比如利率市场化，这个方向可以保持。但推进速度仍然要考虑银行体系的经营能力、信用市场的发展，以及监管制度是否能够适应。条件成熟就可以快一些，条件不够就需要先补上相应的制度。”

“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差别不大。”

周行长又思考了一会儿。

“如果按照你的判断，一个国家在推进金融改革的时候，最应该优先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？”

“我觉得有三项特别重要。资产定价、风险识别，以及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以后的处置能力。”

“前两项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推进。”周行长说，“包括债券市场建设、收益率曲线，以及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