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他做了一件事。他从裤兜里掏出了一部普通的翻盖手机,在通讯录里翻了一下,然后把屏幕朝向陆泽。
"这是我的私人号码。只有十几个人知道的那种。"
他看着陆泽。
"如果——我是说如果,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我应该知道的东西。"
古尔斯比把手机收回口袋。
"打给我。"
陆泽看着古尔斯比收起手机的动作。
在他的计划里,这个结果原本应该出现在第二次或第三次见面之后。在第一次见面时,他的目标只是建立信任和欠债感。私人号码的交换,按他的预期,需要更长时间的关系积累。
但古尔斯比的节奏比他预想的快了一步。
也许是因为古尔斯比本来就是一个信任自己直觉的人:他在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保持联系这件事上,不需要三次面试。
也许是因为今天下午这场对话的冲击力,比陆泽自己预期的更大——CDS和股价的背离、场外交易的黑箱、隔夜回购的挤兑机制、保尔森火箭筒的政治代价。
这些信息碎片拼在一起,在古尔斯比脑子里勾勒出了一幅他此前没有见过的、令他深感不安的画面。而提供这幅画面的人,是他现在唯一能找到的、会画这种画的人。
不管原因是什么,结果是一样的。
一条私人的、不经过任何官方渠道的通讯线路,从公园大道270号二十七层的那间办公室,延伸到了芝加哥。
陆泽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古尔斯比也站了起来。
两人走向偏厅的门口。走了几步,古尔斯比停了一下,转过头看着陆泽。
"LanCe。"
"嗯。"
"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。"
古尔斯比的语气里重新出现了一点他开场时的那种戏谑,像是在用幽默来消解刚才那段对话留下的沉重感。
"这场危机结束之后,假设我们都还活着,你觉得经济学需要从这件事里学到什么?"
陆泽想了一下。
这个问题不在他的准备范围内。这是古尔斯比作为一个学者、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幕僚对他提出的问题。
"也许需要一个新的模型。"
陆泽说,
"一个能把恐惧当作变量放进去的模型。当然,不是那种理性预期框架下的、被概率加权过的恐惧。是真正的、非理性的、能让一个交易员在早上九点拒接电话的恐惧。"
古尔斯比看着他,慢慢点了一下头。
"如果有人真的建出了这个模型,"
古尔斯比说,"他大概能拿诺贝尔奖。"